撰文｜郁喆隽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）

韦伯逝世百年后的今天，当代人的种种困扰仍未逃出韦伯思索的范畴。

“……他再次表明了是什么东西让他痛苦不堪……领着一份薪水，可是在能够预见的未来却一事无成，……对于我们来说……只有承担一项天职的人才是个完整的人。”马克斯·韦伯的夫人玛丽安妮在1902年的日记中这样写道。

　　

韦伯的感受似乎和我们自己以及很多身边人的反应截然相反。如今大多数人因为工作而焦虑，而韦伯因为无法工作而焦虑。如今很多人梦想可以“不劳而获”、云游天下，而韦伯却因为空领薪水，在周游列国途中陷入自责。“天职”

（Beruf）

这个在学术史上打上了韦伯个人烙印的概念，对韦伯而言不仅仅是其名著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的核心，也是他个人生活方式的写照。值此韦伯逝世一百周年之际，重温此书和韦伯传记，我们不免再度追问：职业、工作、上班、劳动究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？个人如何寻求自己的“天职”？

《永远的现代人——纪念马克斯·韦伯逝世100周年》专题封面。

1

何谓“天职”？

马克斯·韦伯在其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

（1904）

一文中，考察了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职业伦理诞生的过程。在韦伯看来，现代资本主义的职业伦理受到了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后一些新教苦行教派的深刻影响。他着重分析了加尔文宗特有的“神恩蒙选”和“预定论”观念对信徒生活方式的塑造。

“职业”

（德语Beruf/英语calling）

一词不仅具有世俗的经济意义，也具有超越的宗教意义——即上帝交托给个人的使命。因此有学者将该词翻译为“志业”或者“天职”。依据韦伯的分析，对加尔文派教徒而言，职业的最终目标并非展现个人的成功，而是为了“荣耀上帝”。苦行派新教徒一方面不再认为人生的中心在彼岸救赎，充分肯定了此世的意义；另一方面，他们放弃了原先天主教僧侣离群索居的修行方式，而将滚滚红尘中的每一刻均视为“苦行”。于是就形成了新教“入世苦行”的独特生活方式。

即便有文化背景的差异，中国读者对“天职”这个词的理解应该并没有太大的障碍。我们都背诵过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”

（《孟子》）

——除却一神论的文化差异外，“天职”可以理解为上天交托给个人的事业。需要明确的是，今日的中国读者重新来阅读韦伯的新教伦理研究，自然并不是出于宗教信仰的目的，而是尝试从韦伯的分析对自己的当下生活有所反观，并希冀能给予某种参照和启发。

2

职业不能“什么赚钱干什么”

很多人可能对职业与宏观经济现象的关联并不感兴趣，而会主要在意职业对个人的意义。如果将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宗教背景放在一边，韦伯观察到一种现代的“职业伦理”

（Berufethik）

——它作为一种“纯粹型”

（Idealtyp，又译为“理想型”）

，带有如下两个特征：

首先，职业是目的本身，而非手段。如今绝大多数人工作

（上班）

是为了赚钱，而赚钱是为了另一些目的，例如为了养家糊口、消费等等。换言之，如今对大多数人而言，无论是工作还是赚钱都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。因此如果有更好的赚钱手段，职业本身是可以随时更换的。这样就会出现韦伯所说的“临机劳动”，术业无专攻，进而可能出现一种投机行为——什么赚钱干什么。而在韦伯看来，职业不仅要带来必要且体面的经济回报，而且要获得一定的社会认可与荣誉，更加需要个人对其内在价值的认同。

如果只强调其中一端忽视另一端，则会出现两种情况：若不认同职业的内在价值，仅追求其经济回报，那就只是一种单纯的“生计”。试想一位医生若忘记了希波克拉底誓言，只看重经济利益，就可能向患者推销价格虚高而无效的药物。一个警察或法官若只看重金钱，就可能会徇私枉法、颠倒曲直。

前不久，广西南宁周某盗窃电动车被捕后说出一句“打工是不可能的，这辈子是不可能打工的”。这则社会新闻无意间透露出一个倾向——职业的内在意义抽干，个人宁可铤而走险、违法犯罪，也要逃避从事正当工作。出狱后周某甚至又受到社交媒体的追捧，反映出当代人职业价值的空心化。而在欧洲语境中尚且还有传统的宗教道德在起作用，职业并不是不择手段的幸存者游戏，它必须经得起上帝的审判。反之，如果职业中只讲求认可与荣誉，无法获得经济报偿，则会沦为义务或者慈善行为。这样是难以长久持续，也是反经济的。在韦伯看来，“没有理念的物质利益是空洞的，但没有物质利益的理念则是无力的。”

《摩登时代》剧照。

其次，韦伯意义上的职业要克服“知足”心态。韦伯在对易北河以东的农业劳工以及德国西部纺织厂的考察中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：当计件工资提高之后，很多工人的产量反而下降了。也就是说，很多工人在赚到一定数量的钱之后就知足了，不想再劳动了。韦伯将这种知足心态称为“传统主义”。

在人类已知的历史和文化中，从来就不缺乏特别贪婪的人。但是在韦伯看来，贪欲绝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。他心目中的资本主义英雄人物是工人、小业主、实业家，他们通过不眠不休的劳动、不断提高的生产效率，来增加收入，而从不知满足。一旦获得了超出常人的收入和回报之后，他们也不会安于享乐，更不会痴迷于奢侈品消费来提高所谓的“身价”、满足虚荣，而是会继续投入殚精竭虑的新劳动和生产过程中。

1904年韦伯在美国的旅行，让他看到了清教徒们的勤勉。受到宗教迫害后，他们背井离乡，没有携带任何资本，举家来到新大陆。但是，清教徒通过克勤克俭的劳动和强制节约，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原始资本。因此，韦伯将本杰明·富兰克林这样凭借个人努力、白手起家之人，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人格化代表。无论日后取得多大的成果，他们都认为自己只是财富的“管家”，而最终的拥有者是上帝。直到今日有统计数据显示，新教徒家庭的储蓄率要比天主教徒高。较高的储蓄率也使得新教家庭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，在经济上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。一个绝对的他者，创造了一种“不合理”生活方式。

很多东亚学者尝试用亚洲的经济起飞来挑战韦伯命题。他们指出东亚人是勤劳和努力的，但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上述职业伦理的两个核心要素。

3

经济“二代们”还能坚持创业吗？

韦伯在其新教伦理研究中，为现代资本主义诞生这一宏观经济现象找到了微观的心理动力。对其结论的有效性，学术界有不少讨论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这个问题放置到中国语境里来：过去三四十年里中国经济腾飞的心理动力是什么？中华民族一向以勤劳著称，是否也发展出了某种职业伦理呢？为了回答这一问题，我们有必要明确一点：延续韦伯的思路可以看到，害怕、逃避穷困和积极追求财富在经济统计上似乎表现为同一件事情，但是对个人而言却有天壤之别。从事一项韦伯意义上的“天职”要出自个人的内在选择和动力，而非受到外在的压力或强制。

东亚社会经常呈现出加班现象，究其原因可能并不是因为员工特别勤勉而乐意加班，而是因为尊重上级

（权威）

、不敢直接拒绝。这和韦伯所说的“合理化”是背道而驰的。任何缺乏内在动力的社会行动，都需要进行有效动员，要么通过经济激励，要么通过价值上的肯定。但在东亚社会否定式惩罚机制似乎更为有效，例如经济上的惩罚或者人际关系上的疏离。笔者认为，前不久在网络上热议的996现象不可能创造出一种职业伦理，反倒是一种职业伤害。

中国改革开放所实现的财富增长和积累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，其间社会剧烈的变化差不多相当于欧洲三四百年间的经历。然而，时至今日我们尚未对那种发生在一代人身上的“前所有为”达到自明的理解程度。更为关键的是，隐忧不断出现：很多人开始担心，这样的高速增长是否可能再持续一代人的时间呢？笔者并非经济学学者，自知难以对经济的外在条件和周期做出专业评价，但可以借用韦伯的思路来考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——对个人而言，为何要辛劳工作、积累财富？

《摩登时代》剧照。

一个可能的回答是，关键并非时间，而是人。改革开放的一代人曾经体验贫穷和匮乏的滋味，因此一旦外部条件成熟，那种强烈希望摆脱贫困的心理开始发挥作用。然而时至今日，下一代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。他们从有记忆起，就不存在匮乏和短缺，而且经济状况蒸蒸日上。甚至对一些“二代”“三代”而言，他们的父辈已经为他们挣得了一辈子花不完的财富，他们完全可以不用工作，成为“食利阶层”的一员。此时，对他们而言，职业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，而非必须。

面对这一代新人，似乎有两种不同的可能：一个较为乐观，认为他们将没有后顾之忧，不再需要担忧生计问题，因而可以比前人更加自由、从容地选择未来的方向；另一个则较为悲观，认为他们将困于安乐，由于缺乏动力，会变成一代纨绔子弟。对于历史上西方的清教徒而言，宗教以及相伴的职业伦理是在每一代人身上实现的；而对国人而言，“财商”和职业伦理几乎从不是家庭教育的一部分，那么就可能出现暴发户的典型问题——急于证明自己的成功，通过购买奢侈品、豪车、豪宅来自我包装，过上纸醉金迷、自我炫耀的日子。

对改革开放一代而言，真正改变命运的是两件事：一是教育带来的文化资本，二是市场激发出来的市场活力。然而，今天这两者似乎都不再能那么“改变命运”。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讨论“阶层固化”。只有在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外部的保障机制，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，个人才不会沦入“不得不”劳动的境地。疲于奔命意味着没有选择的余地。没有不劳动的自由，就不会有劳动的自由，更不会出现职业伦理。

“敬业”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。韦伯的职业伦理可以对实现这一基本价值有借鉴意义。如果只将职业视为一种经济现象，那么它的意义就只能是贡献出更高的GDP。而韦伯的研究将职业视为一种生活方式，上升到了伦理的高度——找到一份“天职”是现代人安身立命的根基。天职不仅是为了养家糊口，而是个人自我实现的皈依、自我认同的使命。

作者｜郁喆隽

编辑｜李永博，肖舒妍，张婷；

校对｜翟永军